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在域外开展汉语教学与演讲，以及翻译中国典籍等活动。通过与外国人频繁密切的交往，他们宣介了中国元素与中国知识，在展现中国服饰、礼仪，传播汉语言与中国经典，推广中国诗词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丰富了域外人士的中国文化认知，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的重要一环。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之所以在“中学西传”活动中积极作为，既是出于一种弘扬中国文化的自觉，也有改善自身境况之考量。同时，域外世界获取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客观需求，也成为推动“中学西传”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引人注目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凭借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在域外广泛宣介中国文化，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中的重要一环，有重要的学术探讨意义。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其中个别知名人物，[1]并未将旅外士人作为一个域外中国文化传播群体加以关注，显然不足以彰显该群体在近代“中学西传”领域的作为及其价值。有鉴于此，笔者爬梳晚清旅外士人海外游记及相关史料，拟对该群体域外传播中国文化活动及其影响做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士人”是中国文化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其内涵非常丰富。本文对“旅外士人”的定义是：受过一定程度的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否取得功名)并有海外游历经历者。需辨析的是，留学生与外交官群体虽也旅居域外，但前者出国主要目的在于接受他国之教育，后者则是受清政府的派遣，二者皆有固定而明确的目标，但旅外士人则不然，此群体出洋原因多样化，例如潘飞声、戈鲲化是受他国聘用出洋教授汉语，而王韬则是为躲避清廷通缉而远走海外。因此本文所研究的旅外士人，并不包括留学生与外交官。此外还有两点需说明：其一是需将旅外士人与华侨、华人相区别。“侨”即寄居、客居之义。将定居国外的中国人称为华侨，始于19世纪末。[2]华侨长期定居域外，世代繁衍，故本文不将华侨纳入讨论范围。其二，旅外士人与驻外公使随员有部分重合。在西方外交体系中，随员(attache)是正式的官职，地位在三等秘书之下，由政府任命，两年期满后可酌情升任为三等秘书。[3]而清政府的随员则不同。首先，清朝驻外公使随员一职并非正式官职，属于差遣性质，系临时设立。[4]其次，随员并非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公使自行采择上报朝廷并获得认可后随其出洋。当然，出国官员自辟僚属，也是受中国传统制度的影响。[5]最后，随员并无明确职责。根据出使大臣对随员的考语来看，随员以文案工作为主，[6]且无出身之限定。从以上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公使随员，与作为正式官职的一种、正式参与西方外交体系中的随员完全不同，其性质更类似于传统官员之幕僚，将其视为“外交官”似有不当，故本文也将之归入“旅外士人”范畴。

　　战争前后，由于消息闭塞、风气未开，国人敢于前往海外者人数极为有限。但随着战争冲击下中国的逐步开放，这一群体的数量迅速增长。据笔者统计，仅在晚清王锡祺主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就收录有十余位旅外士人[7]的著作。另外一些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群体规模的可观。以旅日士人为例，在德川幕府被迫开国约20年后，晚清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日本。此时的长崎海市“东头吕宋来番舶，西面波斯闹市场，中有南京生善贾，左堆棉雪右糖霜”，[8]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从诗中可以看出，此时已有嗅觉敏锐的南京商人抵达长崎并开展贸易活动。光绪六年(1880)士人李莜圃抵达长崎时，“华商贸易于此，约有千数”。[9]论商贸的繁盛程度，此时传统商港长崎已经远不如横滨与神户。更多的华商选择在横滨、神户两地做生意，总计五六千人。这些华商并非全是只知货殖之辈，其中亦不乏饱读诗书者，如德澄号号友胡震，“工书擅医，诗亦清逸”。[10]经营文具、书籍生意的王惕斋，也长于舞文弄墨，于诗词之道颇有心得。此外，不少以鬻书售画为业者也蜂拥而来。甲午战后，为寻找匡弊救时之法前往日本考察者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总之，作为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域外传播重要主体的旅外士人群体具有一定的规模。

　　与身份明确、职责明晰的留学生群体、外交官群体不同，同是作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者的旅外士人群体，构成情况相对复杂。按照出洋原因可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受他国聘请，赴域外教授汉语的教师，如戈鲲化、潘飞声、桂林；第二类，驻外公使的随员，如陈矩、孙点、杨守敬；第三类，自费出洋谋生者，如罗雪谷、王治本、陈曼寿、胡璋；第四类，为避祸而被迫出洋者，如王韬；第五类，因公务考察而出洋者，如李圭、袁祖志、吴钟史。还有一些旅外士人，其出洋原因与上述五类均不相同，如单士厘是为投奔其丈夫钱恂而远渡东瀛，罗森则是作为美国佩里舰队的中文翻译前往日本。

　　不过，虽然出洋原因各不相同，但旅外士人们的知识背景则较为相似。首先，他们大都有较为深厚的汉学功底。王韬“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11] 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潘飞声少年时求教于广东知名诗人何藜青，又应广州学海堂课卷，被学长李光廷、陈澧、陈璞誉之为“桐圃凤雏”，[12] 在岭表词坛声名鹊起。杨守敬先是随江陵朱槐卿学书，后在北京时与潘存“相往还，凡学问交流别及作文、写字，得其指授为多”。[13] 任景山官学教习期间，他常去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积累了丰富的古籍与书法知识。陈矩幼时即受家风熏陶，“孜孜从事于学，大而经史百家之书，细而金石图画之属，莫不广菟而剧讨之，学日以积”。[14] 这也为他后来的日本访书活动奠定了知识基础。甚至连“少时颇不好学”，青年时靠在外商处任教“以谋菽水之奉”的林钅咸，也能写出文采斐然的骈文。[15]深厚的汉学基础，是他们旅外“中学西传”活动的底蕴所在。

　　其次，他们出国前大都未接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较为有限。但其中宣介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几位人物，在出洋之前对域外世界和西学知识已有一定了解。林钅咸在华洋杂处的厦门长大，学会了英语，因此“为各国推重，即奉委通商事务”。[16]道光二十八年(1848)，王韬前往上海省亲时特地拜访了墨海书馆。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在父亲病逝后，为谋生计接受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工作。在此期间他与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传教士合作，翻译了《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等自然科学类著作。以此为契机，王韬对西方的物理学、天文学及西方的历史都有了一定了解。戈鲲化曾作为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的中文秘书工作了两年，后又迁至宁波，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做了几年类似的工作，还曾教过英国学生和法国学生汉语，因此，他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戈鲲化曾在《申报》上发表《牛痘引证说》上下二文，倡导世人采用西法种牛痘之术，而勿为陈见所惑，[17]足以证明其对西医知识有一定了解。潘飞声为广州同孚行行商潘振承之后，潘氏家族在对外贸易中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关系，故潘飞声对西方世界也不陌生。李圭于同治四年(1865)至宁波海关税务司好博逊(Hobson)处司文牍，他“私计国家既已通商，江海弛禁，彼族沓至，设有龃龉，重以奸黠华民构煽其际，必为大梗”，于是“阴与西人之愿谨者往来款密，习其情性及彼国约例，徐扣以抵隙间执之说，尽得要领，储以有待”。[18]可见李圭至少对外国之法律条规有一定的了解。这些士人来到域外之后，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知识。据美国友人回忆，戈鲲化总是对他所看见的、听闻的一切感兴趣，他总是很乐于学习。[19]桂林时常参观柏林的街道和商店，并且“总是手持着笔记本，不知疲倦地用毛笔在上面作记录”。[20]潘飞声到德国后，留心时务，不仅参加兴亚会，而且写出了《欧洲各国论》《德意志学校说略》《德意志兵制兵法译略》等研究著作。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使得他们更能够知晓外国民众的兴趣所在，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文化宣介活动，这是旅外士人得以成功传播中国文化的又一关键性因素。总而言之，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中西兼备的知识背景为其有效开展“中学西传”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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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居海外期间，中国士人群体凭借自身所具备的良好传统教育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在各自活动的场域介绍、展示、传布中国知识和中国元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内容。

　　一是汉语教学与演讲活动。语言交流是跨文化交往的基础，因此语言教学也是中国士人域外推介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商人鼐德(Francis Parkman Knight)和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等人的邀请下，戈鲲化被聘为哈佛大学首任汉语教师，于1879年9月1日正式开始授课。[21]按照校方计划，每周授课五天，每日授课一小时。[22]授课之初，戈鲲化使用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编订的《语言自迩集》作为教材，后来他从自己作品中选取了15首诗词译成英文，编成《华质英文》一书，上课时向学生讲解。他在书中对中国诗词格律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且不厌其烦地在每首诗后都注明平仄，以期外国学生在了解中国古典诗词韵律性的同时，能够掌握汉语的正确读法。戈鲲化在近代国人对外汉语教学上有开创之功。

　　1887年冬，应德国驻粤领事熙朴尔的邀请，潘飞声与桂林二人赴柏林大学新成立的东语学堂任汉语教习。他们的职责是作为德国汉学家阿恩德[23]的助手，对“语法规则在对话中的应用进行说明和解释”。[24] 据记载，二人教授的课程为“中文实践练习”[25]及“中文写作练习”，每次上课时间在1小时至2小时之间。为保证教学质量，课程采用小班教学形式，学生共20余人。[26]除教学实践外，二人在阿恩德编写汉语教材的过程中亦提供了帮助。[27]

　　讲课之余，学生经常向潘飞声和桂林讨教。在此过程中，学生们接受了他们二人教授的大量中国文化知识。据曾在东语学堂学习的德国自然主义作家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回忆，为快速提高汉语水平，他经常拜访桂林，而桂林也很耐心地对他予以指导。[28]“来自北京的桂林给我带来了大量关于中国北方的知识”，“我甚至可以和他(用汉语)讨论孔夫子”。[29] 双方的话题还包括“俾斯麦、叔本华、基督教、儒教、爱情、同情、德国和中国的司法审判，柏林和北京”等内容。[30]在课余谈话交流中，桂林将中国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念及法律制度等介绍给德国学生。

　　相比于教学之余的私人谈话，公开发表演说因具有主题明确、受众广泛的优点，在文化传播中更具优势。雄才好辩的王韬曾在理雅各(James Legge)的陪同下，前往牛津大学演讲。他在演说中回顾了中国与英国交往的历史，表达了希望两国敦睦友好的意愿，并给前来听讲的英国学生送上祝福。面对学生关于孔子之道和基督教异同的提问，王韬所作“中西之道大同”的回答也获得了听众的赞同。[31]戈鲲化在波士顿时曾与友人柯蒂斯(Benjamin R. Curtis)参加了当地的“纸莎草俱乐部”[32]聚会。在一次聚会时，戈鲲化先用英文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从容地拿出一份手稿，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上面的一首诗。这引起听众极大的兴趣，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一致要求戈鲲化再朗诵一首诗。戈氏遂再朗诵了一首自己所写之诗作为回应，之后向众人深鞠一躬作为告别。整个过程从容优雅，令与会众人十分赞赏。多年之后，柯蒂斯对此仍记忆犹新。[33]

　　二是翻译中国典籍。中国典籍西译是旅外士人“中学西传”活动中虽不普遍但也颇值一提之事。王韬的事迹最为突出。1862年他因上书太平军事件为清廷缉捕，被迫流亡香港。在时任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的安排下，王韬下榻于香港伦敦会宿舍，协助理雅各从事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1865年7月，两人将《尚书》翻译完毕，并作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三卷刊刻印行。1867年，王韬应理雅各的邀请赴欧洲游历，同时继续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1870年他与理雅各一道返回香港。在二人通力合作下，1871年翻译完毕的《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刊行，1872年《春秋》《左传》译本作为《中国经典》第五卷翻译完毕并刊行。在此过程中，王韬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他搜集了大量书籍资料，为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理雅各称王韬“将一座经过精挑细选的大型图书馆内的珍宝”供他使用，[34] 足见王韬在文献准备上用功之深。其次，在正式翻译之前，王韬将搜集的资料加以整理考订，并将之写成笔记，以备理雅各采择。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他编撰了《毛诗集释》《春秋左氏传》《礼记集释》等著述，给理雅各很大启发。最后，王韬不仅经常解答理雅各的疑问，有时还会与之展开辩论。故理雅各在注释中经常征引王韬的意见与看法。[35]为做好翻译工作，王韬“凌晨辨色以兴，入夜尽漏而息”，[36] 非常操劳。理雅各本人对王韬充满敬意，认为“从未遇到过能与王韬相比的本地学者”，承认王韬在翻译经典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37]《中国经典》问世后在海外大获好评，王韬功不可没。

　　三是在与外国友人日常交往中所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旅外士人群体在海外生活时，与域外民众特别是知识界人士频密交往，自觉不自觉地向域外展示传扬了中国的服饰、礼仪、历史典故与诗词文艺等中国元素、中国知识。

　　地理上的遥远相隔及落后的交通条件，使近代前的欧美各国民众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旅外士人们的到来，使他们拥有了直面中国文化的契机。中国士人带有东方色彩的衣着服饰乃至行为举止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1867年初，王韬在理雅各邀请下离港赴欧。抵达法国马赛后，身着中式长衫的王韬立刻吸引了当地民众的目光。据王韬回忆：“见余自中华至，咸来问讯。因余衣服丽都，啧啧称羡，几欲解而观之。”[38] 在伦敦时甚至有摄影师专门为他拍摄照片并将之挂在照相馆中以为宣传。[39]戈鲲化在哈佛任教时，坚持身着中国官服以显示师道尊严。一位美国人这样描述他的举止装扮：“他有一副绅士和学者的面孔，优雅而思虑周全。他举止高贵，就像西班牙大公。他衣着优雅，头上戴着一顶单色的绸帽，帽子上有一个红丝扣，标志着他的官衔，这扣子垂至前额……他脚上穿的是‘中国长靴’，似乎是用柔软的白色皮革制成的，像土耳其长筒靴一样，到膝盖的一半处有皱纹。他的下身是一件厚实的蓝色丝袍，上身是一件非常漂亮和华丽的深蓝色丝袍，外面套着一件颜色较浅的衣服，他一举手，小袖子就从宽大的衣褶下面露出来。”[40] 戈锟化华美的服饰与优雅的仪态令美国友人称羡。同为海外汉语教习的潘飞声和桂林，在德国东语学堂任职期间也一直坚持以中式衣冠示人。[41]旅外士人们以最直观的方式向西人展现了中国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

　　旅外士人的起居亦受到西方人的关注。戈鲲化一家初至波士顿，被安置在哈佛大学郊外的一幢小房子里。不久后记者前往拜会时，屋内装饰已染上了浓厚的中国色彩：

　　接待客人的房间是一个类似办公室的地方，只有一张中桌和几把扶手椅。然而我们在盖着套罩的中国碗和其他瓷器上看到了一些新主人的标志；大黄铜盆，房间角落里的方形旅行箱，是用漂亮的磨光的木头做的，上面刻着汉字。在箱子之上，堆放着一些我们不知其材料和用途的盒子。我们进去的时候，在一个前厅里看见了另一个宽敞的容器，是一个竹篮，形状像一个面粉桶，但高得多。墙边挂着一套供户外穿的蓝衣服，对面的房间里摆着一排精致的团扇，没有两把是一样的，桌子上立着一群彩色的人偶，要么是玩具，要么是装饰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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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由于条件所限，屋内陈设十分简约，能体现中国文化风味的物件不多，但戈鲲化寓所的中式装修风格与陈列，仍给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被动展示之外，旅外士人们还将文化传播自觉融入与异国民众的交往活动中。据一位参与者回忆，戈鲲化夫妇曾邀请当地友人赴其家中做客，并用盖碗茶款待来宾。由于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不知如何饮茶的众人面面相觑。戈夫人遂举杯啜饮以作示范。但他们仍然失败了，作者甚至“不用双手就很难把杯子安全地送到嘴里”。为了化解众人的尴尬，“男主人和女主人带着中国人对客人相当友好和礼貌的特点，把自己杯子上的盖取下来放在桌子上”。于是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他们第一次品味了没有糖和牛奶的中式茶饮。[43]戈鲲化的灵活变通，不仅巧妙化解了客人的尴尬，更令他们对中国的独特饮茶方式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东语学堂学生比尔鲍姆回忆，桂林在授课之余的谈话中时常向学生宣介孔子之道。[44]学堂学生包尔(Carl Georg Friedrich Baur)[45]曾向潘飞声请教中国火炮的历史，潘氏从晋代关于火炮的记录谈起，将中国历史上关于应用火炮的经典战例，元代中国火炮传入西方的历史娓娓道来，令其大为叹服。[46]旅外士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展示和介绍，增进了外国友人对中国礼俗、历史掌故等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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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人向来有吟诗作词传统，历代骚人墨客留下无数脍炙人口之作。旅外士人们同样热衷此道。在与异邦友人交往时，他们或吟哦经典诗词，或即兴作诗词以赠，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戈鲲化最初在哈佛大学教汉语时，只有一位名为乔治·马丁·莱恩(George Martin Lane)的学生。此人是哈佛大学教授，在拉丁语研究方面造诣颇深。[47]这位久负盛名的教授对新知识的追求打动了戈鲲化，两人因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戈鲲化专门为他取了汉语名字“刘恩”。在教授刘恩汉语的同时，戈鲲化也在其帮助下学习英文。为表达对他的感激，戈鲲化作诗相赠：“未习殊方语，师资第一功，德邻成德友，全始贵全终。”[48]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戈氏的英文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创作了大量诗词赠予众友。为便于友人理解，戈鲲化还将之译为英文。如一位友人之女结婚时，他曾送上祝诗一首作为新婚贺礼。[49]在此诗中，作者以美玉作比，表达了对夫妻二人感情坚固纯洁的祝愿。他又以“瓜瓞绵绵”为喻，祝其子孙昌盛。通过这些典型的中国意象，戈鲲化向这对新人送上了最线月，戈氏还写信给卫三畏，希望能在圣诞节时前往卫三畏府上拜访，并附上一首赠诗作为圣诞礼物。[50]诗中援引东汉学者马融设绛帐授徒的典故，暗含了对卫氏学问及道德的尊崇。尾句更是借用了匡衡凿壁借光的典故，表达了对卫氏的感谢之情。[51]潘飞声在柏林时，曾与女史媚雅往来密切。媚雅为普鲁士人，来柏林授琴，与潘飞声同寓绿天街。二人俱为羁旅异乡之远客，皆有凤泊鸾飘之感，故声气相求，过从甚密。他曾为媚雅扇上题《虞美人》[52]一阙：“琼楼百二银窗启，亲见神仙倚。柳腰风亸最轻轻，我到海山才识许飞琼。香肩几度容偷傍，脉脉通霞想。代披瑶扇写新词，也似万花低首拜琴师。”中国文人墨客素有在扇上题诗作画以抒情达意之传统。潘飞声亦工于此道。他在此作中将媚雅比作西王母之侍女许飞琼，突出了媚雅的优雅美丽、仪态万方，也表达了对媚雅的仰慕之情。

　　在异国的公共社交场合，吟诵古体诗词也是旅外士人们活跃气氛、拉近与当地民众距离的重要方式。王韬在爱丁堡参观当地一所教堂时，为众贫女朗诵唐人《贫女》之诗，并由理雅各为之翻译以资劝勉。诸女皆相顾微笑。[53]在苏格兰敦底市参加富商司蔑氏的招待晚宴时，王韬应司蔑氏之请，吟诵吴梅村的《永和宫词》，众人如痴如醉，击节赞叹。[54]通过吟哦古典诗词，王韬既成功地在西人面前塑造了自己风度翩翩的儒者形象，也传播了中国诗词文化。

　　诗词文化在中国旅日士人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中更是受到欢迎。虽然晚清时期中国国势渐颓，但中国文化在日本影响久远，不少贵族名士仍心向往之。中国士人到达日本后，经常应这些贵族名士的邀约参与各种宴饮活动。觥筹交错之际，两国文人写下了大量诗词酬唱之作，这些作品不仅是双方友谊的证明，更是中华文明域外传播的力证。除诗酒征逐外，旅日士人还与日本贵族名士通过“笔谈”的特殊方式进行文化对话，话题极其广泛，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四是书画作品交流。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对中国的艺术作品历来推崇备至。晚清时期随着旅日士人的到来，中国书画艺术在日本的传播被推向高潮。较早来到日本的是粤籍画家罗清，他所擅长的“指画”为时人所称道，被很多人模仿。[55]之后卫铸生、王寅等书画家也东渡扶桑。卫铸生的日本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据记载：“铸生琴川人，工书法，挟其一技之长而掉首作东游者。闻乞字者颇多，自八、九月至今，已得千金。”[56]王寅除售卖画作外，还出版《冶梅石谱》《兰竹二谱》等关于画技的书籍。二人的成功引发国内同行的关注，以胡璋、郭宗仪为代表的一批书画家先后前往日本。他们以东京、大阪、神户、京都等大城市为立足点，在朋友介绍下参加日本文人的各种宴会，拜访各界人士，扩大在日交际网络。甚至有人离开驻足城市，在日方的陪同下周游列岛，并参与当地举办的书画展会。如胡璋就曾与日本人森琴石一道赴冈山游历。中国的书法、绘画作品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旅日士人中的杰出人物杨守敬，为中日两国的书法交流做出巨大贡献。杨氏曾拜入著名书法家潘存门下学习，于光绪六年(1880)随驻日公使何如璋来到日本。在日期间，他与当地书道界人士多有交往，并将中国书法的碑学思想介绍到了日本，给予日本书法爱好者很大启发。

　　总之，旅外士人群体在海外活动时，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式来传播中国文化，既有出于文化自觉的主动之为，也有与域外友人交往中的被动无心之举。他们开展的丰富多彩的“中学西传”活动，在晚清“中学西传”历史上写下重要一页。

　　作为中学西传的“民间渠道”，晚清旅外士人群体开展的中国文化传播活动在域外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首先，传播学的相关研究表明，非语言符号构成了人际传播的主要信息源。人与人之间表达情感的信息大都是经由非语言符号传播的，其中大部分通过身体语言传播。而对于外语水平有限的旅外士人们来说，身体语言尤为重要——他们的服饰衣着，乃至表情姿态，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旅外士人们也深谙此道。他们身着华丽繁复的传统衣冠，以其翩翩风度让西方人直观地感受了中华服饰的魅力，赢得了众人的交口称赞。戈鲲化初抵波士顿时，当地媒体就对其大加褒奖，称其“举止高雅，极富教养，令英国人或是美国绅士想起老式派头”。[57]在招待来访的客人时，戈鲲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花绉纱长袍，可爱、精致、光亮，银光闪闪，柔和而优雅地落在一件黄绿色的锦绸裙子上，这种颜色在时尚界被称为‘褪了色的叶子’”，[58] 其华美服饰给来访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地媒体对其夫人亦不吝赞美之词，称赞她风度优雅、和蔼可亲，说线]曾在东语学堂学习汉语的比尔鲍姆回忆：“广东来的绅士确实是个英俊的中国人”，“他的动作端庄严厉，有一种自信的优雅气质静静地呈现……他闪亮的黑色辫子无疑是真实而丰满的，垂到膝盖后面。然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是那双极其纤巧的手及完美的长指甲，他穿了一件特别贵重的长袍，不过不是那种书生气十足的衣服；青苔绿色的衬裙，派克蓝色的外衣，袖口是深蓝色的。他拿着一把圆柄扇，而不是通常的折扇，扇柄以黄色丝绸制成，因而颜色更加丰富。在五米之外的地方，他散发出麝香和樟脑的气味”。[60]德国姑娘特鲁德尔(Trudel)在谈论潘飞声时也说：“原本以为中国人会有些粗暴，但是不，一点也不！相反，(中国人)很吸引人，很吸引人！”[61]潘飞声以自身考究的衣着、高雅的气质和沉静的仪态，向域外展现了真实的中国人形象，甚至纠正了部分德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偏见。域外媒体连篇累牍地描绘报道中国士人们的衣着打扮，并予以高度评价，证明了此种传播策略的成功。

　　第二，旅外士人展现的中国礼仪，获得了西方人的赞美。虽然远在域外，但中国士人们仍然奉行孔子“不学礼，无以立”的训导。如戈鲲化严格要求子女们遵循中国礼仪，当美国友人前往戈鲲化寓所拜会时，戈鲲化的子女们十分安静：“即使是(戈鲲化)最小的女儿也没有和她的姊妹们大闹，只是安静地好好坐在父母指定的沙发之上，对美国孩子而言，处在相同情况下，他们的母亲一定会大叫‘别碰这东西！’‘别这样晃你的手！’‘你快把脚从沙发上放下来！’……以及许多类似的言辞，但这些言辞对于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孩子而言，是不必要的。”[62]孩子们的文静有礼令外国友人惊叹。在戈鲲化不幸去世后，当地一份报纸称：(戈鲲化)“不仅带给我们的街道一抹东方色彩，甚至东方式的壮观，而且带来了东方式的和谐。他的脸上溢出高贵的庄严，他浑身都笼罩着安详。……他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一个富有声望、内涵深刻的学者。”[63]中国士人的宽慎谦和与翩翩风度，不仅增进了双方的友谊，更展现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礼仪底蕴。

　　第三，旅外士人的域外汉语教学小有成效，其海外演讲活动对推广中国文化知识、改善西方人的中国认知也不无裨益。为保证教学质量，柏林大学东语学堂采用小班制授课，每班不超过12人，1887—1888年东语学堂成立之初，学生总人数共98人。[64]虽然招生人数不多，但据张德彝记载：潘飞声、桂林二人在此地逾二年，“其学则有成效者颇多，皆已启程来华，有学充翻译者，当领事者，更有在上洋开设洋行充当总办者”，[65]东语学堂毕业学生的汉语水平皆提升到足以胜任来华工作的程度，潘飞声和桂林的中文实践练习和汉语写作课程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潘飞声与桂林三年聘期将要结束之际，东语学堂提议增加两人每月薪酬至400马克。[66]这是对二人教学成果的充分肯定。戈鲲化在美国的汉语教学，除了刘恩之外，还有拉斯(Rath)、哈斯金斯(Haskins)、唐克斯(Tonks)等3位学生。[67]其中唐克斯还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过荣誉奖称号，[68]这显然与戈鲲化的悉心教导密不可分。另外潘飞声与桂林二人在域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方面也做Kaiyun App下载 全站出一定贡献。1891年，东语学堂教习阿恩德出版《中国北方口语手册：汉语语言学习导论》一书，书中明确肯定了潘飞声对其编写此书的贡献。[69]1894年，阿恩德《中国北方口语入门——实践练习》一书出版，其中提到桂林曾多次与之商讨相关问题。例如桂林曾提醒阿恩德留意日本汉语著作《华语跬步》。阿恩德关于吴启泰的《官话指南》的知识，也是从桂林处获得的。[70]这些教材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丹麦等国图书馆都有收藏。[71]

　　旅外士人的海外演讲活动尽管不多，但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反响。王韬在牛津大学演讲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72] 场面十分热烈。在爱丁堡时他又参加了当地教会组织的活动。在理雅各的协助下，他利用两个晚上时间宣讲孔孟之道，“来听者男女毕集”。演说行将结束时，他应众人之请，吟哦《琵琶行》和《吊古战场文》，声音抑扬婉转，令听者击节赞叹。[73]王韬的演说在当地引发了轰动。据媒体报道，此次活动参与人数甚众，募集的资金是去年的两倍之多。[74]旅外士人演讲中所介绍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第四，旅外士人的中国典籍翻译活动在传播中国经典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对理雅各、王韬翻译的中国典籍，一位外国评论家如此评价：“对于英国读者而言，即使他并不通晓中文，也能通过此书了解到学者们多年以来对此书的研究以及与本土学者的交流，从而对《易经》有充分而正确的认识。从这点说，再没有比这介绍得更详细的书了。”[75]著名汉学家、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也说：“他长期辛苦工作的成果，包含了大量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包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箴言以及统治着士人与民众心灵的观念。通过这些事实，欧洲和美国的观察家们能够准确判断中国的情况。”[76] 《中国经典》多次再版，为欧洲各国图书馆所珍藏，并远销美国各地，[77]甚至连日本政府也订购了10套，[78] 足见其影响力之广。受此影响，美国方面的报刊在对此书进行宣传的同时，也介绍孔子的生平及其学说，[79]增进了外国民众对中国儒家思想的了解。

　　第五，旅外士人域外的诗词创作吟诵交流活动，让西方人领略了中华诗词文化之美，引发了他们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普鲁士琴师媚雅在与潘飞声交往过程中，逐渐领略到了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故对中华诗词倾心不已。她曾在其寓所内邀诸女弟子举办琴会，并主动要求潘飞声作诗以记。潘氏遂以七言律诗相赠。[80]潘飞声所撰写的《浪淘沙·酒后感秋》一词，也为海外众女史所传唱。[81]潘氏回国之际，同媚雅和众女史在绿天楼酌别，他为众女写下的赠别绝句，后被他的友人井上哲以德文译出，并刊登于柏林报纸。[82]戈鲲化写给美国友人的诗词亦广泛刊登于美国报纸，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轰动。[83]而旅日士人通过与日本友人的诗词唱酬活动，更是增进了日本文士对包括中国诗词等中国多领域多层次文化的认识与了解，使他们的汉学与汉诗修养有了长足进步。

　　第六，旅外士人对中国书画艺术的推广，得到海外热烈的回应。前往日本淘金的中国书画家们，绝大部分都大获成功。如自费前往日本的罗清，他的画销路甚广，引得不少日本艺人争相效仿。据《东京曙新闻》记载：“浅草公园一带，自清人罗雪谷作指头画，渐渐传染，仙媒刻者[84]菅原雪斋近日亦作指头画，同地之席画屋吞海得雪斋传授，亦开始作指画矣。”[85]旅日士人甚至对日本书道的发展方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杨守敬临行前搜集了约13 000余种碑版拓印，将之一并携往日本，这些珍贵材料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杨守敬亦因此声名远扬。日本书家纷沓而来求教于杨氏，包括成名已久的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岩谷一六等人都拜在杨氏门下。而杨守敬对他们的指导也非常耐心细致，不仅鼓励其学习汉魏六朝诸碑，并且通过笔谈的方式几乎将各种书法技巧倾囊相授。[86]他所着力宣传的“碑帖并重”思想，为日本书道界所采纳。日本书道长期以来重帖轻碑，重行、草而轻篆、隶的风气由此改变。杨氏也因此被日本方面尊奉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87]

　　总体而言，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丰富多彩的“中学西传”活动，收效是明显的，丰富了域外人士的中国文化认知，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域外影响力。

　　在看到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中学西传”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存在的局限。首先，旅外士人中很多人不通外文，部分士人出洋后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外语，但水平也非常有限。语言的隔阂，导致他们无法像留学生群体那样能以外文撰写介绍中国文化的作品，大大限制了其文化传播活动的影响力。其次，与留学生群体相比，旅外士人群体数量较少，且在海外基本以个人活动为主，未举行过类似留美学生组织集会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这就导致其影响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再次，旅外士人在海外的时间大都有限，也没有固定的继任者，因此其文化传播活动难免“人亡政息”。戈鲲化早逝后，哈佛的汉语教学便从此中断，直到1922年以后才由赵元任等中国留美学者重新开设。最后，还应认识到，旅外士人文化传播的相关活动无法突破晚清时期政治和外交关系主宰局面的桎梏。在晚清时期“西强东弱”的国际大背景下，域外真正为中国文化吸引，愿意了解中国文化者很少。对晚清时期旅外士人群体“中学西传”活动影响的评估，我们还须持审慎客观的态度。

　　晚清旅外士人群体能够在近代中西跨文化交流显著不平衡、“西风”压倒“东风”成其大势的背景下，在域外努力开展“中学西传”活动并取得积极成效，其背景和动因是复杂的，值得探寻。

　　旅外士人远赴海外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在其内心深处，崇尚、弘扬中国文化之情则是完全相同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文化自觉行为。这是他们开展“中学西传”活动的内在精神动力。潘飞声的姻亲俞旦在给其临行前的赠诗中写道：“诗教传中外，豪怀壮古今”，[88]以“诗教”来概括中华文明诗书礼乐的人文传统，并说明潘飞声的未来使命。其实这同样也是潘氏对自己的期许。也正因为如此，潘氏才会在与域外友人、女史、学生的接触中，频频以诗相赠，大力宣扬中国诗词文化。王韬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在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时，对传教士的中文水平颇有腹诽，对翻译工作非常不满，认为“彼邦人士拘文牵义，其词诘曲鄙里，即使尼山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89]从根本上说，王韬具有根深蒂固的儒学信仰，即使受到基督教的洗礼，其内心深处仍然不希望放弃自己的儒者身份。他所采取的办法，便是努力拉近基督教与儒学的距离。不仅如此，他希望为儒学的弘扬尽一份力。他曾夸赞理雅各“志欲于群经悉有译述，以广其嘉惠后学之心”，并说“先生自谓此不过间出其绪余耳，吾人分内所当为之事，自有其大者远者在也，盖即此不可须臾离之道也”。[90]可见，虽然同样是“事夷”，但因为翻译中国经典目的是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因此王韬便将之视为分内之事，欣然接受理雅各的邀请，并且尽力克服各种困难，以极大热情投入工作中。这和他在墨海书馆翻译《圣经》时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中亦可看出其儒学信仰对其海外中国文化传播工作所起的作用。

　　旅外士人大都是传统科举制度下的“失意者”。王韬虽18岁即中秀才，之后却再未得中。1846年他赴南京参加乡试，“一击不中，遂薄功名而弗事”，[91] 自此对科举产生了厌弃心理。虽在亲友及生计压力下，他此后又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陈矩曾两度乡试，均以落榜告终，遂转向学术研究。王治本最初也想走科举入仕之路，但一直怀才不遇，后参加乡试考取一等补增广生。此时的王家因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而家道中落，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在杭州以教授生徒为业。在目睹官场腐败后，王治本摒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并写下《广陵赋别》一诗以明志。[92]潘飞声虽极富文才，且在岭南文坛声誉颇佳，但科场之路却一直不顺。族兄潘仪增云：“兰史少以文名，负经世之志，数不得志于有司。”[93] 他本人也回忆：“我昔慕功名，文战复屡北。未博堂上权，毷氉行叹息。”[94]总之，以传统“学而优则仕”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旅外士人们大都属于失败者。现实遭际的坎坷与他们对自己的期许与抱负形成极大的反差，其内心极为苦闷。但当他们走出国门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因为域外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探寻，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旅外士人得以从传统社会中默默无闻的边缘人物而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所至之处，几乎无不受到众人的热情接待，社会地位亦陡然提升。如德国著名化学家奥古斯都·霍夫曼(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举办生日宴会时，专门邀请潘飞声与桂林参加。[95]潘飞声归国时，亦有意大利贵族专门设宴款待，并将其视为“大国宾师”。[96]而旅外士人们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或是在工作中，都非常注意保持自己中国文士的形象，并利用一切机会宣扬、展示中国文化，通过此种方式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戈鲲化虽只是捐候选同知衔而未得实职，但在哈佛授课时，却坚持身着清代官袍，并且要求学生执中国传统弟子礼以体现师道尊严。[97]王韬在英国时，亦通过发表演说、朗诵诗歌等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借此弥补在国内时人微言轻的缺憾。这种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追求，也是旅外士人孜孜不倦宣介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很多人的出洋之举，也是出于改善经济拮据状况的考虑。旅外士人群体大都处于贫困状态，如林祖父壮年猝然离世，“遗下诸孤皆幼弱，所有产业，尽被族人侵占”，[98] 家境甚贫，且“白发在堂，无以为养”，故只能“乘风破浪，孤剑长征，将以搏菽水资而为二老欢也”。[99]潘飞声虽然祖上为十三行行商，颇为富裕，可此时已家道中落，其妻病逝后，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时有“负米既已拙，歧路嗟蹇脩”[100]之嗟叹。叶炜也是因为归国后穷困潦倒，不得已再次赴日。陈曼寿、胡铁梅、王寅等画家之所以远渡东瀛，也是出于日本润格费用更高的考虑。总之，经济窘迫与现实生存压力使得旅外士人们不得不暂时放下夷夏大防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而投身于海外的文化传播活动中。

　　域外世界获取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客观需求，是旅外士人群体“中学西传”活动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外部因素。从宏观的全球史及中西关系史背景看，近代以来西方的对华殖民扩张和基督教宗教复兴运动背景下的传教士东来，中国在外来冲击下的逐步开放和多方面融入世界，造就了中西方相互认知、探求对方及其文化的强烈社会需求。中国需要了解学习西方，西方也需要了解与认知中国。晚清以降，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与欧洲各国的外交、商贸往来显著增加，西方的在华利益日益突出。西方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开展外交与通商事务。正是在此背景下，欧洲一些大学开始将汉语与中国文化纳入学习研究范畴。1876年牛津大学设置汉语言文学讲座，聘请了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剑桥大学则聘用了威妥玛。19世纪80年代后，作为列强中后起之秀的德国在外交和通商方面对于接受过完整系统东方语言训练的人员需求量开始增加，1884年12月，汉学家格罗贝(Wilhelm Grube)向教育部提出在柏林开设中文课程的申请，后经过总理府、教育部、外交部等部门的磋商，决定于柏林大学内设立东语学堂。而哈佛大学接受鼐德提出的关于开设汉语课程的建议，也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不断增长有关。晚清旅外士人之所以能够赴域外开展汉语与中国文化教学，归根结底是域外为满足其自身需求而为中国士人搭就了宣讲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平台。中国经典西译广受欢迎以及旅外士人展示宣扬中国文化取得成效，也应作如是观。日本的情况与西方有所不同。日本自隋唐时代起就极其尊崇中国文化，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明治时期。虽然其时明治政府已经开始推行近代化改革和“脱亚入欧”进程，但日本文士仍有着较深的汉学情结，大都对中国文化保持尊敬，虚心求教之心仍在。因此他们不仅能够以汉文与中国士人进行笔谈交流，更能与之产生思想共鸣。这是双方得以建立密切联系、中国士人得以在日继续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因。

　　[1] 近年来，王韬、杨守敬、戈鲲化等晚清旅外士人的域外文化传播活动逐渐受到重视，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如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5期；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美]崔颂人：《美国汉语教学的先驱——戈鲲化》，《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3期；夏红卫：《文化交流逆差下的跨文化传播典范——中国执教美国第一人戈鲲化的传播学解读》，《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等。

　　[2]“凡南洋各埠华侨最多之处，需逐渐布置，亦派船往来”，参见《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郑观应著，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90页。

　　[3]张世安编著：《各国外交行政》，大东书局1931年版，第136－137页。

　　[4]光绪二年(1876)八月，清政府决定派遣驻外使团，成员包括出使大臣、参赞、出使大臣随员等。参见《总理衙门条陈外洋事宜疏》，《申报》，1879年1月2日，第4－5版。

　　[5]“伏查出使绝域，事体与内地不同，所带随员，自须该使臣所素习，乃可以收指臂之效，是以历届皆准出使大臣自行奏调，略仿汉制，得自辟僚属之意，以专责成”。参见《总理衙门议覆御史赵增荣奏请慎选使臣》，(清)刘锡鸿等：《驻德使馆档案钞》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730页。

　　[6]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60－361页。

　　[7]分别是吴钟史、薛培榕、许午、姚文栋、邹代钧、袁祖志、王咏霓、李莜圃、王韬、李圭、黄庆澄、潘飞声、张祖翼。

　　[8] (清)何如璋：《使东杂咏》，王晓秋等校点：《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3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1页。

　　[9] (清)李莜圃：《日本纪游》，王晓秋等校点：《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3册，第163页。

　　[10] (清)李莜圃：《日本纪游》，王晓秋等校点：《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3册，第165页。

　　[11] (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12] (清)潘飞声著，谢永芳、林传滨校笺：《在山泉诗话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13] (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14] (清)赵藩：《灵峰草堂集序》，(清)陈矩：《灵峰草堂集》，清光绪贵阳陈氏刻本，第1页a。

　　[15] (清)林：《西海纪游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1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6页。

　　[16]林：《西海纪游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1册，第29页。

　　[17] (清)戈鲲化：《牛痘引证说》(上)，《申报》，1875年3月6日，第1版；(清)戈鲲化：《牛痘引证说》(下)，《申报》，1875年3月8日，第1版。

　　[18] (清)李详：《运同衔升用同知浙江海宁州知州李君事状》，(清)缪荃孙：《续碑传集》卷四五，清宣统江楚编译书局刻本，第18页。

　　[22]张宏生编著：《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戈鲲化的时代、生活与创作》，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25]此课程分为两个班，潘飞声负责教授粤语，而桂林则负责教授北方官线] (清)张德彝著，钟叔河校点：《五述奇》下册，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第20册，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380页。

　　[30]吴晓樵：《关于南社诗人潘飞声掌教柏林——兼谈一段中德文学因缘》，《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Kaiyun App下载 全站第1期，第94页。

　　[31] (清)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6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7－98页。

　　[32]纸莎草俱乐部(Papyrus Club)，1872年创办于波士顿，是一个文学俱乐部，在当地享有盛名。罗伯特·本奇力、马克·吐温、沃尔特·惠特曼都曾是它的会员。

　　[36] (清)王韬：《与英国理雅各学士》，(清)王韬著，汪北平、刘林编校：《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6页。

　　[38] (清)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6册，第82页。

　　[39] (清)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6册，第98页。

　　[46] (清)潘飞声著，穆易点校：《天外归槎录》，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第12册，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41－142页。

　　[48]张宏生编著：《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戈鲲化的时代、生活与创作》，第296页。

　　[53] (清)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6册，第147页。

　　[54] (清)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6册，第138页。

　　[55]「清人羅雪谷の指頭畫」、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編纂会編：『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4巻，東京：林泉社、1940年、59頁。

　　[56] (清)王韬著，陈尚凡、任光亮校点：《扶桑游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3册，第396页。

　　[64]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65] (清)张德彝著，钟叔河校点：《五述奇》下册，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第20册，第377页。

　　[66] (清)张德彝著，钟叔河校点：《五述奇》下册，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第20册，第377页。

　　[71]根据笔者在worldcat数据库中查询到的数据，可知阿恩德此书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情况，参见https：//；＝brief_results.

　　[72] (清)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6册，第97页。

　　[73](清)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6册，第145页。

　　[80] (清)潘飞声著，谢永芳、林传滨校笺：《在山泉诗线]井上哲为《海山词》题诗云：“蛮娘能唱《浪淘沙》，合写羁愁付琵琶。一样伤春感零落，为君重诉二桥花”。诗中《浪淘沙》，当是指潘氏所作《浪淘沙·酒后感秋》一词，可知潘氏之词作在海外也有一定影响。参见(清)潘飞声：《说剑堂集·海山词》，《说剑堂集》卷六，光绪二十四年广州仙城药州刻本，第2页a。

　　[84]“仙媒”即茶荷，是一种泡茶的工具，具有漏斗和简单度量作用。仙媒为竹制或陶瓷制，大多为半圆形，一端有口，便于将干茶叶送入茶壶而不遗洒。使用时，按饮茶人数酌量把茶叶从茶罐倒人茶荷，向客人展示茶叶种类和品质，并视茶叶粗细、老嫩、新陈决定水温和用茶数量。所谓“仙媒刻者”是指在茶具上作雕刻工作的手艺人。参见陈宗懋、杨亚军主编：《中国茶叶词典》，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页。

　　[85]「清人羅雪谷の指頭畫」、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編纂会編：『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4巻，59頁。

　　[86]穆易：《杨守敬与岩谷一六之笔谈》，陈上岷主编：《杨守敬研究学术论文选集》，崇文书局2003年版，第280页。

　　[87] [日]小木太法著，龙译：《略谈日本现代书道》，书谱编委会编：《书谱珍藏本(1974－1990)》第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88]参见洪再新：《艺术鉴赏、收藏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居廉、伍德彝笔潘飞声〈独立山人图〉为例》，林亚杰、朱万章主编：《广东绘画研究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页。

　　[89] (清)王韬：《与所亲杨茂才》，(清)王韬著，汪北平、刘林编校：《弢园尺牍》，第5页。

　　[90] (清)王韬：《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弢园文录外编》，第182页。

　　[91] (清)王韬：《与英国理雅各学士》，(清)王Kaiyun App下载 全站韬著，汪北平、刘林编校：《弢园尺牍》，第75页。

　　[92]转引自张如安：《天涯随处著游鞭——宁波近代诗人旅行家王治本初探》，《浙东文史论丛》，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93] (清)潘仪增：《天外归槎录·序》，(清)潘飞声著，穆易点校：《天外归槎录》，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第12册，第125页。

　　[96] (清)潘飞声著，穆易点校：《天外归槎录》，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第12册，第135页。

　　[98] (清)林：《西海纪游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1册，第50页。

　　[99] (清)林：《西海纪游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初编第1册，第34页。

　　[100] (清)潘飞声著，穆易点校：《天外归槎录》，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第12册，第148页。

　　元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